1974年5月，菏泽革命纪念馆开馆那天，一位穿灰布衫的老太太在针线包展柜前站了好久，她忽然说，这针线包是她年轻时用的，工作人员觉得她糊涂了，直到她小声说出针线包底下有三道红线，大家才都愣住了。

老太太原名朱文起，三十几年代在鲁西南讨饭，丈夫死在逃荒的路上，她带着三个孩子，在寒冬里走一路，白天在村口伸手要饭，晚上蜷在破庙角落，衣服破得用麻袋片缝缝补补，她看过太多事，鬼子扫射后堆着的尸首，被糟蹋的妇女拖着带血的衣裳，从柴房里爬出来。

我怕过，可越怕越想报仇，朱文起说，那年春天，八路军从村口走过，战士们拆开干粮，分给讨饭的人，有个年轻兵把半块窝头塞到她手里，大婶，等打跑了鬼子，你就能过上安稳日子了，她攥着那半块窝头，头一回觉得，人跟人之间，真有暖意。

三个月后，堂弟游文斋找上门来，说想请她帮忙送封信，朱文起是个没念过书的农妇，可她能记下十里八乡的路，听出谁是伪军谁是八路，还能从脚步声里分辨那人身上有没有家伙。

她第一次把情报藏进针线包的夹层，背着竹篮走过日军的哨卡，故意让半块黑窝头露在外头，伪军扫了一眼篮子，嫌她脏，没再细看，后来情报更紧要，她把纸条缝进裤腰里头，过盘查时突然摔了一跤，捂着头哭起来，敌人嫌晦气，摆摆手就让她走了。

最惊险的是1942年秋天，她奉命送火漆金属片去被围的据点，那天敌人加了巡逻队，她躲进断墙后头，拿砖头砸碎陶罐，引开巡逻的，趁猫跳墙的响动，悄悄溜过封锁线，交货时接头的人说，再晚五分钟，咱们全完了。

纪念馆那天，工作人员当着大家的面拆开展柜里的针线包，底部果然有三道暗红的线，是朱文起母亲留下的记号，当年组织为保密把所有档案都烧了，这针线包后来被人当文物捐了进来，没人知道它曾从枪口底下穿来穿去。